在中国古代,架桥铺路、掘井造林等社会公益事业都要花费不少资金,但对于受益者来说又是无偿的,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。这种公益事业最初由国家承担,但产生了不少弊端,主管官吏经常趁机贪污,中饱私囊,或者不负责任,敷衍了事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,佛门开始自办公益事业。这是因为大乘佛教倡导一种福田思想。福田指有福之田,如能广行布施,就能积累功德,成就佛果。起初,这种福田布施是救灾济贫、施药治病。后来,福田布施扩大了布施的范围,如架桥铺路、掘井造林就属此类。由于僧人是出家人,能吃苦耐劳,专心致志于社会公益事业,还能光明正大地从事劝募化缘,而且受戒律约束,不偷不贪,因而是组织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最理想的人选。赈济灾民,已在前面介绍过,这里介绍架桥铺路。
桥梁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标志之一。中国自古以来建成的桥梁数不胜数。在中国桥梁建筑史上,有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,就是在历代的造桥活动中,僧人都是积极参加者,并作出过卓越的贡献。
据文献记载,僧人造桥的事,在每一朝代、每一地区都是屡见不鲜的。自从南北朝时期大建寺院、开凿石窟之后,民间建桥梁也逐渐地活跃起来。僧人参与造桥活动,至少不晚于隋朝。隋文帝开皇十一年(591),洺州南和(今属河北)建澧水石桥,《金石粹编》中所载此桥碑文说:“洒法雨以润群生,建宝幢而导黔首。县老人宋文彪等悟镜像之非冥,知水泡之难住,薰修十善,回向一乘,各竭资产,兼相劝化,敬造石桥,以济行者。”碑文中不仅出现了佛教词汇,而且把佛教教义与民间建桥联系在一起,把世俗对修桥铺路称作善举与佛教所称功德结为一体,从中可看出当时的风气。
要造桥首先得募集一笔资金。劝募这一活动要不辞跋山涉水之苦,日积月累,才能有所成效。而募化十方,出入侯门大户,达到随缘乐助的目的,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这项工作只有僧人最适合。因此,即使是地方官或绅士们倡议建桥,也往往要委托当地寺院方丈总理其事,这与寺院一贯平等待人的作风以及经济上绝少贪污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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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大臣蔡襄主持建造的万安桥,横跨泉州湾,全长360丈,在中国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实际负责建桥工程的是义波、宗善等开元寺僧人。其中义波和尚在建造万安桥中作出了重大贡献,人们为了纪念他,在万安桥北海边建了“真月庵”,并且供奉了义波和尚的肉身像。万安桥的建桥经费共花费1400万文。相传当年蔡襄为了筹集建桥费用,曾向富商大贾募捐,然而远远不够。观音菩萨知道后,化作一位美女,乘一叶扁舟,遨游洛阳江上,并传言谁能用钱击中其身,就愿意做他的妻子。前去掷钱的人很多,钱装满了一船,却没人能够掷中其身。这段神话传说,反映了人们对佛门的崇敬,把人世间成就的善事,都看成是佛门帮助的结果。从中还可看出佛教僧人在筹集建桥经费中所起的作用。宋元时期,上至朝廷,下至郡守、县令,无不诏命僧人四处游方募捐,如南安金鸡桥就是宋代郡守叶廷珪、真德秀先后命僧人守净、惠魁募集资金建造,真德秀还亲自书写募疏。
不少僧人不仅是劝募者、组织者,而且还是施工匠师。这方面在闽南大造石桥的热潮中,最为突出。据统计在南宋绍兴年间(1131~1162),闽南建成石桥5147丈,其中僧人修建的约4500丈,可谓一时之盛。在其他地区,僧人建造的名桥有庐山栖贤寺三峡桥、云南霁虹铁身索桥、临海下津桥。其中僧人妙真建造下津桥时,江面宽110丈,在无成法可依的情况下,全靠妙真的手指口授,可见其技术经验相当成熟。
僧人造桥的风气还影响到国外。明朝末年,如定禅师东渡日本,在中岛川建造了一座石桥,因桥形如双圆之眼镜,故被称为眼镜桥。桥身坚固,历经300余年至今未损。同时东渡日本的独立禅师也在岩国市建造了锦带桥。日本人民为了表彰独立禅师作出的贡献,曾在1973年举行了锦带桥300周年纪念。
造桥铺路是民间公认的善举,而为善莫大于造桥。桥梁多建在交通要道,造桥之前,江河阻隔,每年不知要淹没多少船只和行人。造桥之后,可转危为安,这与佛教“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佛教僧人不仅积极参加造桥,而且还积极参加铺路和疏通河道。如唐代的道遇和尚见到洛阳附近的黄河有八节滩、九峭石等险处,船只通过时,时常出事,于是与白居易等人发愿打通这条水路。他们劝募两岸民众,贫者出力,富者出钱,终于把这古来黄河的险道夷平。又如在河北结草庵修行的义晟,见当地道路险难,行人苦恼,于是发慈悲心,自持铁锤,修建石路,苦干多年,终于使道路平坦。
佛教传入中国后,转出世为入世。造桥铺路就是其济世精神的一种体现。僧人们通过造桥铺路广结善缘,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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